关于土家族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说，古代巴人是土家族的祖先。这种说法，有没有依据呢？人类学家把“完全形成的人”分为早期猿人、晚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四个进化阶段。1956年，湖北省长阳县大堰乡发现1件左侧上颌骨连同2枚牙齿和1颗左下前臼牙齿的人类化石。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长阳人”属于早期智人，距今约20万年。鄂西南和渝东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称之为“早期巴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末期，“早期巴文化”在武陵山区演变达三千多年之久。
“巴”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十分复杂的概念。巴地以渝东南、鄂西南为中心，南至黔东北、湘西北。所以，繁衍生息在武陵山区的各个民族被古籍称为“巴”，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巴”这个名称包含巴地、巴人、巴国、巴文化等多层次的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巴国”是先秦时期位于四川盆地东部的一个诸侯国，亡于战国秦惠王时期。“巴文化”是巴国王族和巴地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
“巴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与楚文化、蜀文化并驾齐驱，但又互相渗透，故有“巴楚文化”和“巴蜀文化”之称。“巴族”是中南地区的古代民族。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李绍明认为，广义的巴人包括“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狭义的巴人只指巴国王族。巴人最早出现在夏商时期。
先秦古籍《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巴人发祥地在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西汉刘向的《世本》是持巴人起源于鄂西南最早的历史文献。邓少琴、童恩正等专家坚持巴人源自廪君的观点。董其祥在《巴史新考》认为賨、蜑、獽等人曾与巴人共处于渝东南，是巴族组成部分。
《世本卷三》：“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夏代初年，巴人向西迁徙。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与焉。”殷墟甲骨文也有“巴方”记载。商代后期，武丁和妇好率兵征伐巴方，巴人定都于枳（在今重庆市涪陵区）后，部分巴人发展成为善于射杀白虎的“板楯蛮”。公元前11世纪，巴人参加武王伐纣战争。
《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左传》亦载：“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周武王灭商后，封其宗族姬姓于巴地，建立奴隶制巴子国。巴族支系众多，据《华阳国志》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春秋初期至战国早期，巴人溯清江，沿溇水及澧水流入澧水流域，澧水流域巴人遂成土家源头之一。1986年，鹤峰县太平乡姜家坡出土了战国巴人青铜乐器编钟。战国中期，巴国南抵楚国黔中郡。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司马错率兵消灭巴国以后，设置“巴郡”。巴人向四处逃散，又有部分巴人迁入澧水流域。澧水流域土家族来源于秦灭巴后定居在武陵山区的巴人。唐代梁载言在《十道志》中说：“楚（秦）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名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蛮]。”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说：“黔中，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地)也。”宋代罗泌在《路史》中说：“巴灭，巴子五季流于黔而君之。”
《三国志》载：“武陵蛮夷反乱，攻守城邑，乃以（黄）盖领太守……自春讫夏，寇乱尽平，诸幽邃巴、醴、由、诞（蜑）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唐代杜佑在《通典》中把“板楯蛮”特征归纳为“巴人呼赋为賨”及“巴渝舞”。宋代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把澧水流域土家先民称为“板楯蛮”，并且突出巴人后裔田姓土家先民活动，如“板楯蛮……宋元嘉中，天门溇中令（在今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宋矫之徭役过重，民不堪命，蛮酋田向求等为寇，破溇中。”可见，《通典》和《太平寰宇记》都把巴人分为“廪君蛮”和“板楯蛮”两大支系，把土家地区北部巴人称为“廪君蛮”，把土家地区南部巴人称为“板楯蛮”。彭英明教授在《试论湘鄂西土家族“同源异支”》一文中指出：鄂西南土家族是巴人“廪君蛮”后裔，湘西北土家族来源于巴人“板楯蛮”。“賨”是秦汉时期湘西北、渝东南少数民族交纳的赋税名称，交的钱币叫賨钱，交的布匹叫賨布，巴人因称赋为賨而被称为“賨人”。又因打仗时以木板作“盾”而又被称为“板楯蛮”。
唐代《通典》说：“巴人呼赋为賨，谓之賨人焉，代号为板楯蛮。”两汉时期，澧水流域土家先民交纳賨布，如明《隆庆岳州府志》载：“汉，零阳县（今慈利县），岁输賨布，大人一匹，小口二丈。”巴人铜器多虎钮、手心纹、花蒂纹等，具有明显的巴文化特征。自古以来，澧水流域出土巴人制造和使用的铜制乐器虎钮錞于30多件。早在宋代，史学家洪迈在《容斋续笔》中说：“淳熙十四年（1187年），澧州慈利县周赧王墓旁五里山摧，盖古冢也。其中藏器物甚多。予甥余玠宰是邑，得一錞。”清代《永定县志》记载永定县城观音桥聂氏、王氏及楚氏家藏虎钮錞于。张家界永定区兴隆乡等地先后出土巴人虎钮錞于5件。慈利县蒋家坪长建村出土战国时期虎钮錞于1件。慈利县城官地黄牛岗战国墓出土了巴人铜铎1件。桑植县出土虎钮錞于3件和巴人柳叶形铜剑1件。鹤峰县容美镇鸡公洞出土春秋时期虎钮錞于2件。鹤峰县铁炉乡出土战国时期巴人兵器空首铜铖1件。石门县出土了巴人柳叶形铜剑3件。现在，澧水流域土家族人的摆手舞、赶白虎以及重祠祀等风俗都与巴人支系“板楯蛮”有承袭关系。土家族人认为祖先是“打虎匠”，视白虎为“恶神”，认为“白虎当堂坐，无灾必有祸”。因而过年时，门前挂灯以示驱赶“白虎”。可见，古代巴人是澧水流域土家先民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根据潘光旦著作《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提出的“巴人说”，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1月3日发出统发电570号电文《关于确定“土家族”民族成分问题》，正式认定“土家族”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国家民委发了民政字[1982]第240号文件《湘鄂川黔四省边境邻近地区部分群众恢复土家族成分工作座谈会纪要》以后，澧水流域各县党政领导参照土家历史、民族特点和民族意识，推介了一大批民族研究成果，恢复了１５０多万人的土家族成分。《鹤峰县民族志》提出：“鹤峰土家族主要是古代巴人的后裔。鹤峰是古代巴人的重要活动地区。鹤峰是古代巴人进入湘西地区的一条重要通道。”《桑植少数民族》一书中指出：桑植县大部分地域是巴人活动地区，土家族是巴人的后裔。《大庸县志》载：古代巴人曾在大庸县境繁衍，向、覃、田等姓土家首领均属巴人后裔，与古代巴人相氏、瞫氏、郑氏确有历史渊源关系。岳麓书社出版的《慈利县土家族史料汇编》一书明确提出：“慈利县土家族是以巴人为主体融合其他民族形成的。”石门县土家族学者写的《湘北土家族探秘》一书认为：“居住在澧水流域的湘北土家族……属古代巴人的后裔。”据《常德地区志文物志》载：“巴族图腾为虎，虎钮錞于为古代巴人乐器。石门县发现虎钮錞于20件，反映巴族历史文化特征。”
土家族研究专家田荆贵把历史文献同土家族现实情况相对照，发现土家族主流与古代“賨人”有历史渊源关系，并且发表《古代賨人与现今土家族的共同之处》。该文从土家族的自称、语言、风俗习惯等方面论述土家族与古代“賨人”相似之处。田荆贵在《土家人和土家语》一书中又提出：“賨人为土家族的主源……土家族是古代‘賨人’的后裔。”因为巴人包括賨人，所以賨人说与巴人说相似。
